原《公司法》中“必须”出现了27次、“应当”出现了178次，新《公司法》中“必须”只出现1次、“应当”出现了275次。

新《公司法》下，只有第29条第2款保留了“必须”，“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，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。”

从以上调整可知，“应当”与“必须”虽然词义相近，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所区别的。

“必须”带有强烈的命令色彩，表示“只能这样”的意思。从原《公司法》来看，带有“必须”的条款，均不存在例外情形。

而“应当”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，语境含义比较平和、中性，更加符合以平等主体为调整对象的民商事规范。

原《公司法》中共计出现10次“半数以上”，其中与董事和监事相关的各为4次，与股权转让相关的1次，与股份公司发起人相关的1次。

新《公司法》下，除股份公司“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”外，将“半数以上”全部调整为“过半数”。

《民法典》第1259条的规定，“以上”包括本数、“超过”不包括本数。

“半数以上”包括了本数，即≥50%，

“过半数”则不包括本数，即＞50%，

从实际应用来看，半数以上通过，表示公司决议时，支持的比例达到50%的时候，该项决议就可以通过。

但极端一点来看，该设置是非常不合理的，假设支持和反对的都是50%的时候，该项决议明显不能通过。

新《公司法》采用“过半数”的表述，契合了《民法典》的立法本意，避免了产生歧义和争议的出现。

笔者注：

新《公司法》调整的均涉及了“表决权”，保留的一项与表决权无直接关系。

学理上一般认为，公司与董事之间是委任关系，与经理之间是聘用关系。新《公司法》中，解除董事职务称为“解任”、解除高管职务称为“解聘”。
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490规定，“签名、盖章或者按指印”任选其一即可代表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，是法律行为成立的标志。新《公司法》将“签名、盖章”改为“签名或者盖章”，是与《民法典》的衔接。

原公司法中，有限公司的权力机构成为“股东会”、股份公司则成为“股东大会”，新公司法中统一称为“股东会”。

“大”字并不具有法律意义，“股东会”和“股东大会”的职权和地位没有本质区别。

事实上，股份公司的人数不一定就比有限公司的多，比如一些大型的有限公司，再比如有限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，股东人数没有变化。

新《公司法》第112条第2款允许设立“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”，一人公司的规模通常都是非常小的。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公司“不设股东会”。因此，股份公司称“大会”明显不妥当。

统一叫做“股东会”符合客观实际，是立法务实的体现。

原《公司法》中，一人公司规定在“有限公司”的章节中，一人公司是有限公司的特殊形态。

新《公司法》删除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”，改为“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”。

与前文不同，这里不仅只是称谓变化、词义的精准化，还是对公司制度内涵的重大调整。比如：

1）一人公司的形式不再局限于有限公司之下，股份公司也可以只有一个股东。

2）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，可以再投资一人公司，数量不受限制。

3）不再要求：一人公司在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，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。

新《公司法》新增“国家出资公司”。

国家出资公司包括：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资本控股公司。组织形式包括有限公司、股份公司。

与一人公司类似，“国有独资公司”不再局限于有限公司之下，国有独资公司也可以“股份公司”的形式出现。

一般而言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即是国资委，事实上，国家出资公司的出资人并不限于国资委，其他国家机关也可以成为出资人。

新《公司法》使用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”代替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”，更加规范。

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，执行董事制度可能导致公司的权利过度集中、决策不够民主。新《公司法》取消了“执行董事”的提法，可以使“执行董事”和“经理”的职权更加清晰，公司治理结构更加，提高决策效率。

原《公司法》的选任范围为董事长、执行董事和经理；

新《公司法》的选任范围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。

所谓“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”，应该是除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以外的内部董事，也就是说，董事长和执行董事以外的其他内部董事也可以担任法定代表人，法定代表人的选任范围上做了进一步扩大。